记者：有人评价您是泥石流中走出的 “拼命三郎”，对这个评价您怎么看？

　　崔鹏：其实我觉得我们搞科研的这些人，大家都很拼。

　　记者：孔子有句话叫做“六十耳顺”，您觉得您现在的状态符合这句话吗？

　　崔鹏：60岁，耳顺不耳顺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境界，对我们来讲现在可能更多的精力都应该用到培养和关心青年科学家成长的事情上去，对我们自己的事情会关注稍微少一些。

　　记者：对于学生，您有怎样的希望呢？

　　崔鹏：希望他们既是有创新能力的科研人员，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健全人格的青年，更希望他们能够有比较好的人文修养。

　　告别了湿冷的冬季，四月的成都，已是繁花似锦，空气温润。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崔鹏正向学生讲授着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研究现状。“我们研究的泥石流里面有水，有气，有泥、沙，还有大石头，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最小的颗粒和最大的颗粒大小差7个数量级，如果说最小的颗粒像乒乓球那么大，最大的就像地球那么大。”

　　眼前的崔鹏，身材清瘦，目光慈祥，声音温和。而正是这样一位温和的老人，和凶猛的泥石流搏斗了三十多年。

　　泥石流如同恶龙、来势汹汹，其所到之处，顷刻之间，公路像纸片一样被冲走，房屋像纸盒一样被揉碎。泥石流是我国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有29个省区、770多个县面临威胁。

　　崔鹏介绍，“所有的灾害都是跟人建立联系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认识灾害或应对灾害，比如城镇规划或者重大工程的规划、设计，能够采取规避的措施或者预防性的措施，实际上可以大大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经过多年研究，崔鹏提出了准泥石流概念，形成了泥石流起动理论，对防灾减灾意义重大。从破解产生的密码，到制定相应防治措施，崔鹏对于泥石流这条“恶龙”有着不息的降龙之志，他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位“泥石流院士”。

　　谈及往昔，崔鹏说，离不开恩师、中国水土保持领域奠基人关君蔚的指引。“我的博士导师关君蔚老师，他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爱国情怀的人。他被派到日本留学时，他的老师就跟他说，其实你们国家有一个黄河，你学成了以后应该回去把你们国家的黄河治理好，关老师回国了以后就在我们中国创建了水土保持这门学科。”

　　上世纪八十年代，每逢暴雨时节，云南、四川等地泥石流灾害频频发生。崔鹏跟随导师考察，目睹群众流离失所的惨状，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牵挂。正是这种牵挂，让留学海外的崔鹏放弃优渥的待遇、毅然决定回国。

　　崔鹏说，先是考察、规划、设计，到最后的治理，都跟着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其实建立的感情都是很深的。

　　秉持家国情怀、不辞艰辛劳苦，崔鹏用一生践行着对恩师的承诺。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从舟曲泥石流到宁南泥石流，每一次灾害发生的现场，都留下他深深浅浅的足迹、忙碌调查的身影。

　　学生郭晓军评价说，崔老师科考时从不放过任何细节，他的字典里没有“差不多”这个词，只有“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出去调查时，有泥石流或山洪暴发的痕迹，哪怕是泥巴、泥浆这些证据，他都会捕捉到。”

　　相机、冰镐、地质标本、GPS定位仪……这些崔鹏背包里的必需品，加起来有20多公斤重。考察之时，常常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天。行走之处，也多是没有路的泥地，险情不胜枚举。2008年11月，崔鹏带领科考队在北川考察灾后重建，山中突降大雪，道路狭窄，科考队乘坐的越野车一滑就是几十米，稍有不慎就会摔到山下、粉身碎骨。紧急关头，崔鹏把有防滑链的车留给了其他队员，自己坐在了不带防滑链的车里。

　　崔鹏回忆说，“在地震以后路况本身就不好，再加上下雪以后，车不断地打滑，驾驶员把着方向盘都非常困难。因为我是带队的，肯定只能我跟驾驶员坐这个车，我坐在他旁边，他心里至少不慌。”

　　灾害与人类发展相伴相随，而灾害研究却鲜有人问津。这冷板凳，崔鹏一坐就是几十年。他走过艰难险阻，跋涉激流险滩，为的就是收获一方水土的安宁。但在采访中，他却并不愿意记者多提及“危险”二字，说这显得太矫情。

　　“行百里者半九十”，战国策里的这句名言常被崔鹏用来自勉。是求个人名利还是国之大义？崔鹏在用“拼命三郎”的精神书写和诠释着，一个科学家的情怀与担当。

　　崔鹏说，“对我们这个学科来讲，国家或者社会有重大减灾需求时，从事减灾工作的人都必须面对，要去勇敢承担责任。”